安邦分析师在去年5月的《战略观察：十七大前后的形势要点》报告中，曾提出过在十七大之前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问题。所谓重新定义，不是指颠覆过去的概念，而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注入新的内涵。在安邦分析师看来，“民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核心，人民的富足和民主，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最大的真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去年，已有重量级官方学者准备提出“人民社会主义”的概念，以求在理论层面为十七大的召开铺平理论道路。

对社会主义内涵的关注在今年更为深入。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中国“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将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温家宝还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或文明的多样性，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是中央高层首次明确认可人类的普世价值，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内涵应该包括这些普世价值。

今年5月，国内专家在北京举行大型研讨会“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会议再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今年十七大召开之前，对于社会主义多次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它仍然是在为十七大进行理论层面的探讨和铺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会议达成的共识之一是，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而在来自苏联的传统定义中，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特征的社会制度”。然而，这个经典定义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个过时的框框既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现实，也不能用于指导未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比如，中国的民营经济早已突破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半壁河山，有些省份如浙江的民营经济已占经济总量的九成，但这种经济结构并没有导致浙江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也不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执政。

在我们看来，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一种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将社会主义与过去的制度定义剥离开来。按照过去的定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固定的体制模式，它由一系列的制度组成，这些制度所基于的原则是不能突破的框框。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价值观，那么它就应该是功能性的，而不拘泥于固定的体制模式。

其次，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将会更加灵活多样。如果社会主义的重点不在于一系列的制度框框，那么它将有着更多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中国的实践就是社会主义多样化的体现。比如，“公有制为主体”在现实中早已被“公有制主导”所取代；而且公有制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是对公有财产进行直接持有的公有制，而是“以公共财政为核心的国有经济”。再比如分配形式，正如学者们的分析，应该用社会保障制度来取代按劳分配，这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

第三，尊重人类普世价值观将使中国在国际上找到更多共同价值。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总是从意识形态上与资本主义进行对立，而忽略了很多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观。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影响，仍然能在当今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中找到影子。中国在经济上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中国也需要在价值观，在思想、文化上，寻求更大的全球性支持。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的内涵和实现方式，在十七大之前非常有意义。它将为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奠定一个重要基础，也使得中国能够从全球范围内，吸取各种社会制度发展起来的精华。